在乾隆統治後期，由於社會危機的空前深重，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裝起義開始進入了**。其中林爽文領導的台灣天地會起義是這場革命風暴中影響最大的一次。
天地會組織創立於乾隆前期，最初隻是閩、粵兩省中流動性較大的小商販和失去土地的雇工之間的秘密互助團體。由於當時乾隆皇帝的專製統治異常嚴酷，兼之以天地會本身尚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因而參加人員極少，活動極為秘密，對當時政局也沒有發生什麽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年年末，隨著閩、粵兩省流寓台灣民人的不斷增多，天地會也傳播到了台灣，並在當地得到極為廣泛的傳播。台灣地處海外，距離清朝政府的統治中心極遠，清朝統治力量相對薄弱；多數流寓民人又是冒犯清朝政府的禁令偷渡私墾，富於反抗精神；到台灣後雖然仍行按籍居住，但卻衝破了原來的封建保甲製度的束縛和封建宗族製度的羈絆。所有這些，都為天地會的傳播提供了較之內地更為有利的客觀條件。除此之外，流寓台灣民人自身之間的矛盾以及台灣地區的吏治敗壞，也對天地會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因為流寓台灣民人大多來自閩、粵兩省的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地，因而，閩、粵兩省移民之間以及閩籍內部的漳州、泉州和粵籍內部的潮州、惠州移民之間經常發生武力衝突。對此，當地官員不是置之不理，任由事態發展，就是僅僅委員曉諭，企圖敷衍了事。麵對異鄉殊俗，為了求得生存，命運相同的異姓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必不可少。
另外，由於清初以來經過內地移民的辛勤開發，到了乾隆統治時期，台灣地區經濟到發展，民人生活富庶，因而到台灣做官成了貪官汙吏競相追逐營求的肥缺。仕台官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以調美缺為喜。到任後利其津益，貪黷無厭”。這樣，乾隆時期，台灣地區的吏治與內地相比更為腐敗。其中，台灣鎮總兵柴大紀即是一個貪汙能手，他擔任台灣鎮總兵不過兩年時間，即先後通過招權納賄、收受規禮、縱容兵丁私回內地貿易逐利等方式聚斂財富五六萬兩。其他如台灣知府孫景燧，淡水同知程峻，台防同知劉亨基、董起斑及署諸羅縣唐鎰等人，“雖在任久暫不同，聲名俱屬狼藉”。因此，乾隆四十年後期，台灣地區的階級矛盾相當尖銳，民人反清情緒也空前增長。所有這些，都為天地會的廣泛傳播和大規模的民人起義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