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鴻章竭力抗拒光緒帝的旨意延誤抗戰部署之際，日本侵略者卻加緊了進攻平壤的準備。
其實，至七月九日(8月9日),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及豐升阿各軍主力十四萬餘人，也先後到達平壤。同時，葉誌超、聶士成餘部數千人，還在平壤南部牽製部分敵軍。另外，北犯的日軍主力尚在集結中。
另外，到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據朝鮮平安道閔丙謐密報，“現倭兵盡向平壤，漢城餘倭不過幾百”,日軍在朝的後方依然空虛。
很明顯，在此期間，仍是中國北路各軍乘機南下爭取主動的有利時機。但是，這時的李鴻章對日本侵略者有畏懼心理，他依然是猶豫不前。因此，李鴻章對到平壤的各路大軍，又采取了“堅紮營壘”、“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的消極防禦方針。
繼而，他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致總理衙門代奏電中，更明確地提出，“非有勁旅三萬人，前後布置周密，難操勝算”。從而李鴻章認為，“目前隻能堅紮平壤，扼據形勝，俟各營到齊，後路布妥，始可相機進取”。
李鴻章列出如此之多的“進取”條件，從道理上說固然並非均無可取之處，但其核心仍然是個“怕”字。正是在他的這種消極防禦思想指導下，進駐平壤的各軍將領，隻在“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炮而守。”眼看著日軍在步步向我逼進。
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葉誌超率其殘部退到平壤；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聶士成與駐平壤大軍會合。至此，平壤各軍仍然“漫無布置”。對於這種情況，聶士成曾深為“隱切杞憂”,他建議“各軍宜擇要分紮防敵抄襲，悉駐平壤城中非策”。當時，葉誌超等雖然表示同意，但卻終未改變。
光緒帝見到李鴻章的七月十六日(8月16日)電後，在次日在給其電諭中指出，在日軍正向平壤集結的情況下，我軍“若株守以待，未免坐失事機。”故命李鴻章迅速“飭令各軍，相機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