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的變法求存之誌益愈堅定，但其受製於人的處境還是無法改變。他要公開支持變法維新，猶如在以西太後為首的清王朝實權派(即頑固派)掌心中“玩火”,隨時都可能飛來災禍。但是，沉重的“憂國”之心和強烈的圖強求存之誌，驅使著光緒帝心甘情願履曆這條險峻的道路上向前邁講。
這時，清宮中發生一件令上下皆為之震驚之事，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沂突然病危致死。
奕訴，自甲午複出後，不僅在當時整頓朝政和推進抗戰方麵“無所建樹”,相反，卻成為西太後推行妥協投降方針的主力。
戰後，奕沂在晉升為軍機首座之後竟又成了清王朝的看家老手，竭力抵製變法維新，不時地在光緒帝麵前大談“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詞濫調，反對變法革新。
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沂又以祖師爺的架勢阻撓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當其病重之時，還對前來探視他的光緒帝“張目語曰：“聞有廣東舉人(指康有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信小人”。直到最後他在留下的《遺折》中，仍然有所指地“勸帝凡事皆謹遵太後之意旨而行”。可謂奕訴抵製變法直到其終。
原來，由於恭親王奕訴是道光帝僅存之一子，並在清廷“久襄密務”,其地位既至尊而又顯要。因此，他在朝中“大臣多以夙望，群小不得妄進，德宗(光緒帝)亦有所憚。”
顯然，到這時，奕沂已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取得了權勢淩人的顯要地位。他既成為光緒帝變法的一大障礙，又是為西太後維持局麵的一個頭麵人物，其“於改革及廢立(對光緒帝的廢立)皆有大關鍵”。因而奕訴在病重時，光緒帝及西太後均數次“親臨看視”,但其彼此的心情並非完全相同。
恰是在奕沂病危的四月初(5月下旬前幾天中),一向對西太後望而生畏的光緒帝，卻以其前所未見的勇氣，通過西太後的親信、當時在實際上主持清廷日常政務的慶親王奕助，讓他轉告西太後；“我不能為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