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訴死後不久，康有為立即上書翁同和，建議應馬上搞變法更新，不要貽誤大好時機。與此同時，康有為已知道了光緒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因此，從奕沂死後的四月初(5月末)以來，原欲南歸又留在北京的康有為，便在一些支持變法的官員協助下，一麵為革新積極獻策；一麵加緊敦促光緒帝頒詔定國是。康有為公開宣布變法為國策的方式，作為推行變法新政的開端。
康有為原在《上清帝第二書》中提出的“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還僅是為了達到廢約的目的，還沒有把“下詔”與變法直接聯係起來。
此後，在他寫的《上清帝第四書》裏，即提出變法如同求醫，應像先“講明病證(症)”一樣“尤以講明國是為先。”在此，康有為不但把要求光緒帝頒詔定國是與變法聯係起來；而且還將其視為變法的首要條件。
到德國侵占膠州灣之後，康有為在遞上的《上清帝第五書》中，又進一步指出，變法必須“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
至此，康有為雖然仍把明定國是視為變法的重要步驟，但是他已將其作為舉國變法的起點了。
繼而，康有為在其《應詔統籌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書》)中，與明確提出應仿照日本明治維新進行變法而向光緒帝獻出三“要義”之時，就將“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列為其首。
在經過圍繞保國會展開的激烈鬥爭之後，雖然無視國家之危的頑人越來越不得人心，但隨著光緒帝日益加大支持變法的力度，一些開明的愛國官員也迅速向維新派隊伍靠攏。因此，頑固派猶如火燒眉毛狗急跳牆，其幹擾活動更加囂張，而且他們的矛頭更明確地集中於變法的關鍵人物身上了。
當時，不僅康有為早已成了內外守舊勢力攻擊的靶子，支持光緒帝變法的軍機大臣翁同和也頻頻遭到彈劾，使其在清廷中的處境越發困難。甚至由於僅僅曾向光緒帝介紹一些外洋情形的侍郎張蔭桓，也被頑臣誣為“漢奸”。一時間，射向變法的明槍暗箭紛紛射來，致使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嚴重阻礙了變法的推行。在此逆風狂撲的時刻，康有為曾幾度憤然意欲回歸；身在朝廷中樞的翁同和也隻求明哲保身。在此之間，因受命續進康之書而發生的帝、翁口角，便是翁同和惶恐心態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