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緒帝決意采納楊深秀等出麵要求頒詔定國是的奏請時，西太後仿佛意識變法之勢是阻擋不了的，包括她的親信們也有這樣的預，如果光緒帝公開頒詔變法，他們抵製革新的活動將更會受到限製。
於是，西太後召集心腹、親信們，加緊密謀防範措施。
與西太後等此次密謀緊相響應的有，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榮祿被授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時戶部尚書是翁同和)";授予剛毅為協辦大學士調任兵部尚書。從而既進一步提高了後黨兩大骨幹的地位，又擴大了西太後核心班底的權勢。種種跡象表明，圍繞頒布《明定國是詔》,西太後等人確實采取了密謀活動。通過他們的精心策劃，一個阻撓和準備破壞變法維新的周密陰謀，便在頒詔後的幾天內公開出台了。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西太後“勒令上(光緒帝)宣布”了三道諭旨和一個任命。
諭旨之一，以所謂“漸露攬權狂悖”之“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和革職並遣返原籍。
諭旨之二規定，嗣後凡有賞項或補授文武一品及滿漢侍郎之臣工，均須具折後再到西太後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須一體向皇太後“具折奏謝”。諭旨之三，提前宣布，於當年秋光緒帝“恭奉”西太後，由“火車路巡幸天津閱操”。
一個任命是，將王文韶調進清廷樞府，任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此前，翁同和已是連任帝師近二十年之久的帝黨首領。但是，直到甲午中日戰爭時，麵對西太後接連挑起矛頭指向光緒帝的黨爭，翁同和為了避免“朝局囂淩”以便穩定內部一致對敵，他力主“宜靜攝之，毋為所動”,在帝、後之間竭力調和。
但為堅持抗戰及維護國土台灣，在與外敵、內奸進行艱苦的鬥爭與周旋中，他卻與光緒帝同舟共濟、密切配合，充分體現了其君臣之間之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