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多年來被西太後壓抑但又力圖有所作為的光緒帝，終於被變法圖強的滾滾洪流推到了曆史的前台。
顯然，從變法圖強的使命與光緒帝自身的境況來說，這種局麵的出現，仿佛是一種很不協調的曆史安排。但是，這卻深刻地體現了曆史發展的合理性。
光緒帝自頒布《明定國是詔》和召見康有為與其共商變法大計以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革新建議和其他一些圖強要求，都通過他發布的詔書像雪片飛向全國各處。於是，在短短的二三個月內，便在清王朝的政治思想界卷起了“除舊更新”的洶湧波濤。到此，從甲午中日戰爭後興起的奮發圖強的救亡運動，迅速形成激**全國的革新**。衰弱落後、任人欺淩的近代中國，迎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洗禮。這一革新熱潮，雖然首先是在清王朝統治階層的內部展開的，但其影響卻很快地衝破了這個王朝的政界圍堰，成為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政治生活中的軸心。
若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告推行變法新政為起點，到當年八月六日(9月21日),西太後發動宮廷政變宣布變法維新為非法的“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先後發布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計約一百八十條左右。按一百零三天計算，平均每天頒發一點七條，最多者，如在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的一天之中，即頒發了十一條維新諭旨，可見這場變法維新的來勢何其迅猛!這種盛況的出現，當然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客觀反映振興祖國以求存的時代要求所促成的，但是它也體現了光緒帝“深觀時變，力圖自強”的急迫心情。
通常所說的“百日維新”,指的隻是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初期階段。期間，如梁啟超所言，“因皇上無權，不敢多所興舉。”這就是說，當時光緒帝是按照他召見康有為之時，康提出的“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逐步改革的方針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