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鐵蹄踐踏、魔掌籠罩下的中國，要奮起變法圖強，的確極大地煥發了關心祖國命運的人的自信心，在他們當中形成了一股民族自強的熱流。
但是，這條變法維新的道路，卻是荊棘遍布、曲折難行。光緒帝起來變法時，依舊處於“上扼於西後，下扼於頑臣”的不能完全自主的狀態中。
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誌銳被發遣，文廷式遭革取，繼而翁同和又被逐出清宮，使原來就十分脆弱的“帝黨”基本瓦解。
至此，雖然又有如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及禦史宋伯魯等人積極支持光緒帝變法維新，但他們也都是些職位較低的文職官員，起不到參與決策的作用，再沒有出現像翁同和那樣的人物了。
因此，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對於這種情況光緒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召見康有為的時候，就流露出唯恐頑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為提出的必須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議。
在頒布《明定國是》詔之後，他就降諭指出，要“切實圖維，用人一道，最為當務之急，尤須舉賢任能”。
此後他又連續頒諭旨令上白京官下至督撫學政，都要迅速推舉“通達時務”又“誌趣向上者”隨時“引見”以備錄用。光緒帝想通過選拔、任用有誌變法維新的人來改變自己被孤立的處境；又想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以廣設學堂、派員出國遊學的途徑再於全國造就一批基礎力量。
但是，封建守舊勢力根深蒂固，光緒帝要實現這一願望談何容易!所以在實際上，仍然造成以“舊人”“委以新政”的局麵。
清王朝中，手握實權的頑固派大臣，鑒於其統治地位的危機，對於栽植一些外國的皮毛技藝並不是全盤否定。但是，他們都唯恐變法運動脫韁危及其所謂的“祖製”,因為這是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