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來月變法維新的曲折曆程，清楚地表明，清王朝上自西太後下至各級擁有大小實權的絕大多數官吏，無論是頑固派還是洋務派，皆從不同的角度與維新運動對抗，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勢力。從而，使新舊營壘越發分明，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也就愈形尖銳激烈了。
在推行變法新政之初，光緒皇帝和康有為，對頑固派權貴抵製變法的危險性是有所預料的。光緒帝在康有為的啟示和促進下，曾想通過設立製度局、選用“通達時務”和有誌維新的人士輔政的辦法，來避開守舊勢力的幹擾；以大力創辦各種學堂培養新式人才的途徑，在地方培育一層基礎力量。
但是，議設製度局，曆經周折，還是夭折。辦學育人，一方麵遠水不解近渴；另一方麵也很不順利，成效不大。選用人才，光緒帝也同樣付出了力量，頒發了大量“選賢任能”的諭旨，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措施，但一開始光緒帝就陷入重圍而難以舉足。
對於左右變法維新方向的康有為，起初光緒帝沒敢公開委以重要職務，隻是讓他在幕後籌劃變法事宜。後來仍然“舊黨皆側目於康”,進而“謗言益甚”,特別榮祿等西太後的親信大官僚氣焰益形囂張，他們利用一切機會，既猛烈攻擊康有為，又陰險地中傷光緒帝。
這時，就連腳踏兩隻船的交部尚書、兼管京師大學堂的孫家鼐，也公然隨波逐流地極力排擠康有為。於是，康有為便完全成了西太後和所有的反對派人物敵視、攻擊的中心目標。
實際上，這是敵對勢力企圖以集中火力攻擊康有為來破壞變法維新運動，其用心極為險惡。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光緒帝既“不敢多召見”,更不敢把康有為納入清廷中樞。
至七月二十六日(6月初8日)光緒皇帝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作為一種“保全”措施，任命康有為到上海督辦官報。當時康有為正忙於編寫準備進呈光緒帝的《波蘭分滅記》和《英德變政記》等書，或許還有其他原因，故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