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梁啟超說，此時光緒皇帝已“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大致在禮部六堂官被革職之後，當光緒皇帝照例到頤和園向西太後“問安”時，西太後麵責光緒帝：
“九列重臣，非有大放，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似指康有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
對此，光緒帝果斷地回答說，“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
從光緒皇帝在這期間的言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確實被反對派勢力逼迫得橫下了一條心，為了不失去“祖宗之民”,維護“祖宗之地”,以免給“天下後世”留下笑柄，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甘願“壞祖宗之法”,也要將變法新政推行下去。
而且光緒帝的這種信念，竟然達到敢於向曆來望而生畏的“老佛爺”公開攤牌的地步。
九月五日(7月20日)的一天當中，光緒帝又采取了兩項關係重大的措施。其一，任命署漢軍部統裕祿、倉場侍郎李端菜署禮部尚書；內閣學上壽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署利部左持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使薩廉署利部右侍郎。其二，經分別召見頒諭宣布，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這兩項措施既有聯係，但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對清中央政府原有官署官員的更換；後者是光緒帝“以輔新政”而自行任用的官員。
更換官員，當然要按照清廷的慣例進行，而且尚書、侍郎通常屬於二品以上的高級官員，對於這些職官的任用權已被西太後重新攬去。很明顯，光緒帝要能使他的這一任命得到西太後的批準，對在這些新任官員的搭配上自然要動些腦筋。在光緒帝任命的這七個禮部尚書、侍郎之中，李端菜、是貴州貴築(今貴陽)人。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進士，累擢學政、禦史、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後調任倉場侍郎。他長年擔任鄉試考官，累操“文柄”,“喜獎拔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