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本人在生活方麵非常節儉，不但如此，對治理國家方麵也同樣如此。當然，這同劉秀的生活經曆“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有直接關係的。
史載，劉秀“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所謂“大練”,指的是一種粗帛；“鄭衛之音”本是春秋戰國時鄭、衛兩國的俗樂，後被附會、演化，通指****的歌樂。這就是說，劉秀衣著樸素，生活檢點。建武十三年(公元37)正月，劉秀下詔，嚴禁“郡國獻異味”。在這以前朝廷就曾敕令郡國，不讓敬獻“異味”,即地方特產珍奇美味。可是地方官員都把這看成是巴結朝廷的大好機會，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依然照獻不誤。其結果嚴重勞民傷財，造成巨大浪費。劉秀因此詔令嚴禁，無非是要節省民力。
就在這年，外國貢獻來日行千裏的名馬，還有價值百金的寶劍。劉秀認為這些好東西應該讓它們物盡其用，故而下令“馬駕鼓車，劍賜騎士”。這一年，還由益州傳送來公孫述的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如此東漢朝廷的“法物(大駕鹵簿儀式)始備”。一個政權建立之後，不刻意追求排場，不過分講究形式，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值得肯定。史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像這樣簡寡治政，在曆史上的君王中實不多見。當時劉秀賜予方國的手跡，“皆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從這樣的一件小事中，都體現出節儉的精神，以小見大，不難想象劉秀的節儉程度。
劉秀的恭從儉約，更集中反映在他力主薄葬的言行上。建武七年(公元31)正月，劉秀頒布詔令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梯弟薄葬送終之義。”大意是講，世俗重厚葬輕薄葬，造成富人奢侈僭越，窮人財產銳減，法令、禮義都不能禁止，隻有喪亂之世那些厚葬的墳墓被發掘時才知道厚葬的弊病；現布告天下，讓大家明白薄葬的意義，從而實行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