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在天命六年(1612)三月攻下遼沈以後，八旗軍駐紮在遼沈地區，這時努爾哈赤麵臨一個新的選擇性問題。
是固守建州女真落後習俗，留戀祖居故地，不進而退，像兩三年前打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之後，那樣，大肆搶掠人畜財帛，運回老家，放棄遼沈，回歸故土，繼續在女真地區稱王稱霸，局限於偏僻山區，幾十年後銳氣一失，重新被天朝大明朝或蒙古大汗征服，淪為其君之臣仆?或是既不退，也不進，雖不撤兵，留駐遼東，但停滯不前，不求改革，硬要將女真舊製強加於以漢人為主的遼東軍民，鬧得天怒人怨，全民抗金，坐不安穩，終於得而複失，被逐回老家?還是力圖進取，根據新形勢，銳意改革，頂著困難，繼續前進，不僅要站穩腳跟，守住遼東，將來還要更上一層樓，打進關去?
這是擺在後金國汗、貝勒、大臣麵前三條不同的道路，也將由此出現不同的結局，如何抉擇，這可是關係到後金國興衰存亡的大問題。在此緊急關頭，努爾哈赤作出果斷的也是正確的決策，選擇了走後一條勇於進取不斷改革的光明大道，首先是決定遷都遼陽。
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於呼蘭哈達築費阿拉城，啟建樓台，定國政，在此居住了十六年。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遷至五裏之外的赫圖阿拉，築城，興建衙署，成為清朝在關外興建的第一個都城，後來尊稱為興京。為了便於對明作戰，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於界藩築城之事。他說：“今與明為難，我仍居國內之地，西向行師，則迤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須牧馬於沿邊之地，近明界，築城界藩居之。”眾人讚同，遂於此營基址，運木石，不久天寒停工，第二年四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諭告諸貝勒大臣：“戰馬羸弱，當趁春草喂養，吾欲據界藩築城，屯兵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他親往卜基築城，“據險築城五所，數旬而畢，各屯兵馬，且耕且守”。到了六月，“帝行宮及王臣軍士房屋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