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實行大規模遷海，本是權宜之計。從康熙八年(1669)起，在地方督撫強烈要求下局部地區逐步複原，其後出於與鄭戰爭需要，時緊時鬆，但總未徹底恢複。台灣問題解決後，為使原內遷的居民恢複田產、安居樂業，沿海各省展界開海勢在必行。
施琅率兵剛進台灣，姚啟聖即於八月十七日上疏朝廷，要求恢複沿海各省遷界，“不惟上可以增國課，下可以遂民生，並可以收漁鹽之利於無窮”。因台灣問題尚未最後處理完畢，故未準行。兩月之後，兩廣總督吳興祚再次上疏，要求“廣州七府沿海地畝，請招民墾種”。康熙皇帝見時機成熟，立即批準。他於二十二年(1683)十月十九日諭大學士等說：“前因海寇未靖，故令遷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種采捕，甚有益於沿海之民。其浙、閩地方亦有此等事。爾衙門所貯本章，關係海島事宜甚多，此等事不可稽遲，著遣大臣一員，前往展立界限。應於何處起止，何處設兵防守，著詳閱確議，勿誤來春耕種之期。”接著，派吏部侍郎(不久升為工部尚書)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往勘福建、廣東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鑒、副都禦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行前康熙叮囑，“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察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須廉潔自持，勿似從前差往人員所行鄙瑣”。
杜臻、席柱於十一月動身，翌年五月竣事。他們先到廣東，“自欽州防城始，遵海以東而北，曆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七、所十七、巡檢司十六、台城堡寨二十一，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複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然後又到福建，“自福寧州(治所在霞浦縣)西分水關始，遵海以北，曆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寨五十五，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複業丁口四萬八百”。兩省沿海居民鹹得複業。江南、浙江等省展界複業，“同時畢事”。如果說順治年間的遷界曾嚴重破壞了東南沿海的經濟，那麽康熙皇帝的展界政策又促進了這些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