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爾丹雖然反複立誓，表示“不犯中華皇帝屬下喀爾喀以及眾民”,但是康熙皇帝認為噶爾丹“其人狡詐，不可深信”,對他仍保持著高度警惕。於是部署兵力於張家口、獨石口、大同和宣府等地，準備隨時出征。同時命邊防將領不時派人探聽噶爾丹的行蹤，並不失時機地繼續用和談的方式與噶爾丹周旋。
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慘敗後，“牲畜已盡，無以為食，極其窮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繼”,而“劫掠無所獲”。為生計所逼，他不得不向清廷乞賜白銀，以救燃眉之急。清廷理藩院和議政王大臣等因“無賜白金之例”,一口回絕。為了羈縻噶爾丹，康熙皇帝贈予白銀千兩，同時，多次派遣大臣前往噶爾丹處，勸諭歸降，許諾“從優撫養，斷不致失所”。
噶爾丹也使用兩麵手法，繼續同清廷對抗。他以“請安進貢”為幌子，派遣官員率領男女二千餘人來到清軍防地，“陽為修好，潛留人為細作，各處窺探”。他還狂妄地要清廷將“喀爾喀七旗發回故土”,並繼續向清廷索取土謝圖汗與澤(哲)卜尊丹巴。這些無理的要求，都受到康熙皇帝的嚴厲叱責，並告誡他“嗣後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勿上疏、遣使貿易”。
噶爾丹卻置若罔聞，不斷挑起事端。清員外郎馬迪奉旨往策妄阿拉布坦處通好，到了離哈密城五裏的地方，突然遭到噶爾丹部屬襲擊，馬迪及筆帖式和撥什庫等被殺，馬駝行李全被劫去。噶爾丹還派厄爾德尼倬爾濟等唆使科爾沁土謝圖汗親王沙津叛離清朝，阻止班禪胡土克圖赴京。康熙三十四年
(1695)秋，噶爾丹親率領三萬騎兵沿克魯倫河，潛入巴顏烏蘭，劫掠喀爾喀部納木劄爾陀音。鑒於前次烏蘭布通慘敗的教訓，他不敢貿然再犯漠南，隻是揚言“借俄羅斯鳥槍兵六萬，將大舉內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