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在康熙初期因連年不息的戰爭，導致輕徭薄賦的政策無法有效地付諸實施，但是康熙皇帝極力反對各地地方官員“借端私征，重收火耗”“恣意橫索”。他提出：“休
養民力乃治道第一義，何利當興，何弊當革，俱宜從實詳酌舉行。惟時當承平，而常若民生未遂，民困未蘇，則地方自然受福。若謂地方已經寧謐，不複時加體恤，則所失多矣。至一切事務，本可速結者自應速結，每見在外官員故意遲延，致滋民累，爾宜中飭所屬各官實心任事，又在外官員行事，京師無不悉知，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又一再強調“民為邦本，休養宜先”。
康熙皇帝努力減輕農民的徭役，如康熙十年(1671)將浙江的故鈔銀攤入地畝，康熙十八年(1679),推行“均役”“均田”定策，將差役攤入地畝，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他諭示湖廣總督董安國“今天下承平，
休養民力乃治道之第一要義”。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依次把山東、浙江等省的班匠銀攤入地畝。康熙四十一年(1702)規定：“凡軍民人等七十歲以上者，免役一子，以後官有興作，悉出雇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壬子，康熙皇帝得知張家口每年解送羊皮等物，“地方官將彼處居民及旗人派供解費”,恐多騷擾，下令說“嗣後應於出差回京官員內派一員前往解送，事既易辦而民間苦累亦得免矣”。康熙皇帝特別反對大興土木，他認
為“興作無益”,所以即使修京城的街道、禦河及宮殿，都以“少一事如去一病”的精神，講求實效，不求奢華，把省民力放在心上，故能使農民集中力量，投身於農業生產，為農業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康熙皇帝認為，“蓋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為急也”。平定三藩之後的康熙皇帝便著手將其寬租輕賦的思想付諸實施，以減輕人民負擔。他諭大學士說：“自用兵以來，百姓供應煩苦，朕前屢言，俟天下**平，將錢糧寬免。爾等可同戶部先將天下錢糧出納之數通算啟奏。”由此揭開了寬減租賦的序幕。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直隸各省，鄉紳名下田地，與民人一例同納賦役，擴大了征收麵，也減輕了小農的負擔。與此同時，又降低了賦額，如雲南吳三桂起兵時，畝征賦七鬥二升，後降至畝收八升一合八勺三撮。湖廣江夏廢藩田賦，原來每石折銀四錢六分有奇，較民田賦額高六七倍，一律降至民田賦額。而後又清丈不實地畝，因為地主豪強為隱匿自己的地畝，少納賦稅，往往把此賦額攤入小民田畝。於是，康熙皇帝為了減輕民地負擔，下令清丈地畝，量畝收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