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皇帝看來，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商業自始就不可或缺，四民的分工是社會的需要，他說：“凡人處世，有政者政事為務，有家計者家計為務，有經營者經營為務，有農業者農業為務，而讀書者以讀書為務”。四民各安其業，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康熙皇帝從發展社會生產力著眼，對工商業采取了扶持的政策。清初戰事較多，所以政府多向工商業者攤派稅項，商民不但“有輸納之苦，有關津之征苦，有口岸之苦”,而且，因有溢額加級的定例，所以，關津稅吏對過往商旅“恣行苛虐”,收了應征，還要溢額。商民“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康熙皇帝親政不久，三藩亂起，關津之征仍沿舊例。平息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認識到這種做法是“重困商民”,有害於國家，必須堅決改變。他說：“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須易轍改弦。所有現行例收稅溢額，即升加級記錄，應行停止”。
康熙認為隻有農業和商業同時發展，才能達到至隆的局麵。即“農務業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至隆之上理也”。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於南巡時曾說“朕比歲以來，躬臨河幹，谘詢經畫者屢矣。每抵一處，未嚐不懷保編氓，施惠工商。故兩淮鹽課永減，額征停輸贏羨。又聞往來迎送費用私派者甚巨，特頒嚴旨，盡為禁止。從此，商民得以安席，漸皆獲所，則朕之巡幸者，少有益乎”。他一方麵永遠削減兩淮鹽課，取消關征超額優敘的定例，鏟除工商業發展的攔路虎；另一方麵頒發嚴旨，禁止關卡勒索過往商人，確可惠工商業者。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還不時地為商民著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看到，在雲南采買銅斤的商人所得到利潤較少，便覺得這“恐累商人”。又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諭領侍衛內大臣說“天氣甚熱，貿易人等多夜行者，伊等但知為利，不顧其身，朕甚念之。嗣後有緊要事方許夜行。朕視商民，皆如赤子。無論事之巨細，俱當代為熟籌也”。他強調指出：“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近來各關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辦銅價值浮多，四季解冊需費，將商人親填部冊，改換塗飾。既已充肥私橐，更圖溢額議敘，重困商民，無稗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必須易轍改弦，所有見行例收稅溢額即升加級記錄，應行停止。其采辦銅斤，定價既已不敷，作何酌議增加，其四季達部冊籍，應俟差滿，一次匯報，嗣後務令各差潔己奉公，實心厘剔，以副朕體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濫征侵隱，藐玩不悛，作何加等治罪。至銅價既議加給，稅額應否量增，俱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