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吏治，向來是國家盛衰治亂的關鍵。吏治優劣直接關係民心向背和王朝統治安危。康熙皇帝想做一番鞏固清王朝統治的事業，就不能不特別重視吏治。
康熙皇帝在吏治方麵一貫的指導思想是“端本澄源”“源清流潔”。他認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社弊。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為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鑒於這一認識，他把察吏安民重點放在考查高級官吏上。其中主要是總督、巡撫及在京三品以上堂官。
康熙皇帝的這一指導思想是符合當時實際的。總督、巡撫係明中葉以後開始出現的地方高級官員。清承明製，督撫成了地方固定的最高官員。明代中原地區建製為兩京(南、北直隸)、十三省。清初改南直隸為江南，又分江南為江蘇、安徽，分湖廣為湖北、湖南，分陝西置甘肅，初步形成十八省。每省設一巡撫，一、二省設一總督。總督為正二品，加尚書銜者為從一品，“掌綜治軍民，統轄文武，考核官吏，修飭封疆”,權力極大。巡撫為從二品，加侍郎銜者為正二品，權力僅次於總督，“掌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督撫接受皇帝委托，全麵負責一切地方事務，並有單獨向皇帝奏事之權，其地位不容忽視。而且督撫在地方，遠離朝廷，直接對府州縣發號施令。京官手握官員任免權與錢糧奏銷權，權勢很重，故督撫往往攀結京官。因此，高級官吏的優劣，與王朝安危關係重大。
高級官吏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的確令康熙皇帝擔心。康熙六年(1667)六月，即康熙皇帝親政前一個月，因下詔求言。內弘文院侍讀熊賜履遵旨條奏，認為民間之疾苦，皆因督撫貪酷所致，建議大加甄別。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人民的疾苦由於守令不賢，守令貪廉又緣於督撫。不僅是上行下效，而且貪酷的督撫，常常唆使或迫使守令等下屬官吏貪汙、勒索、壓榨小民。問題還不止於督撫，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京官無法直接向人民搜刮，但可借助手中的官吏任免權與錢糧奏銷權，向外官勒索賄賂。外官攀結京官，唯恐求之不得，借口“令節生辰”,以搜刮的民脂民膏向京官敬送厚禮，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康熙皇帝對上述有損吏治的不良風氣極為重視，清醒地認識到“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