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康熙皇帝逐步改變了開礦政策，向禁礦倒退。問題是由防止礦徒聚眾鬧事提起的。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發布一道上諭，說“開礦事情甚無益手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著不準行”。次年六月十八日，戶部題複禦史景日珍奏疏，以商民何錫在廣東海陽縣所開礦場，“聚眾幾至十餘萬，強梁爭競，時時有之”,建議“永為封閉”。恰好何錫本人也以所得礦砂“不敷工費”為借口“具呈懇罷”。於是，經康熙皇帝批準，將這個商民興辦的規模最大的礦廠封閉。康熙五十年(1711),又以湖南產鉛地方，“山深穀邃，境通黔粵，苗、瑤雜處，開采不便”,決定“永為封禁”。
這樣一來，不僅限製生產，還控製銷售。康熙四十四年(1705),雲貴總督貝和諾廢止餘銅“聽民自售”的舊製，改行“放本收銅”的政策。除二分繳稅之外，其他八分餘銅禁止私賣，均由官設銅店以低價收購，稱“官買餘銅”。此外，收課時盡量勒索，收銅時加長秤頭(康熙五十年，每百斤秤頭加長到五十斤),給價時又任意克扣、拖延，進行額外榨取。礦民無利可圖，或縮小生產規模，處於半關閉狀態，或被迫倒閉，另謀生路。
康熙皇帝對禁礦比較慎重，仍以防亂為前提，對開礦貧民的處境有所考慮，方法比較靈活。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他從四川提督康泰奏疏中得知：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萬餘人開礦，派官兵驅逐，但“隨逐隨聚”。他覺得這些偷開礦廠的人們，都是些“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乏產貧民”,全然禁止開礦，“伊等何以為生”。如果能像雲南那樣，礦產頗多，還可以資助軍餉，所出不多，地方官亦應設法“使窮民獲有微利，養贍生民，但不得聚眾生事，妄行不法”。他與大學士、九卿議定了一個區別對待的政策：一、雲南督撫雇本地人開礦及商人王綱明等在湖廣、山西各雇本地人開礦照準；二、其他省所有的礦，未經開采的，或初開采的，嚴行禁止；三、各省本地窮民現在開采者，或久經開采，貧民用很大力量籌辦資本，以之“為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