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李瓊叛亂之影響，忽必烈認為漢人並不可靠，不可以委以大任，開始對漢人產生猜忌心理，於是逐漸和漢人疏遠起來。
其實，忽必烈與漢人疏遠還另有原因，更重要的則是漢人儒士本身的問題。
漢人儒士，多數是程朱理學之徒，他們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崇尚空談，不務實際；講究義理，反對功利，主張“存天理，去人欲”,等等。這種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極為深刻。
這種"仁義"思想，在蒙古初入中原時期，對改變蒙古的殺掠政策以及幫助蒙古統治者確立各項統治製度和政策，都曾起到過積極作用。
但是，形勢不斷發展變化，漢儒仍然死守著“仁義”思想，反對“功利”,有時就顯得特別迂腐和不識時務。
比如，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攻破襄陽、樊城以後，急召姚樞、許衡等人商討滅亡南宋之事。
當時，滅宋的條件已經具備，應該不失時機地發動滅宋戰爭。
在朝的文武大臣都看到了這一點，紛紛勸忽必烈及時攻宋，並積極獻計獻策，以邀功求賞。
唯獨迂腐的許衡，死抱著“仁義”思想不放，反對興師滅宋，他建議忽必烈，"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仍然主張“統一天下，以德不以力”。
“統一天下，以德不以力”的仁義道德思想有一定道理，因為光靠野蠻的武力征服是難以統一天下的，必須輔以思想征服及其拉攏招撫等才會奏效。
但把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光靠仁義道德思想也是不會統一天下的，必須輔以武力征服才能成功。
許衡在元朝具備統一條件的形勢下仍然主張以德征服，而反對武力進討，就像春秋時期的宋襄公一樣，講究的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崇尚實際的忽必烈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