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都北京

永樂遷都北京，不但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直至數百年後，政治家、史學家便對其利弊爭論不休。當時許多明朝的有識之士就認為，北京地理上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越之處，他們將北京與長安、洛陽、汴梁相比較，認為北京是最佳帝都之所在。

燕京是朱棣的“龍飛”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遷都的打算。永樂元年(1403),朱棣下詔以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1406)閏七月，朱棣下詔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1409)以後，朱棣多次北巡，長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在北京設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運行在所。其時，北京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永樂十八年(1420)北京宮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為京師，正式遷都北京。

至於遷都一事眾說紛紜，不外乎以下五點：一是北京為朱棣龍飛之地；二是北京形勢優越；三是北京物產豐富，供給方便；四是可以控製諸胡；五是“足與鹵較”。

明朝自洪武時起，便存在著北方蒙古諸部的威脅，但是，由於明軍的一再打擊，由於明朝政府的懷柔政策，更由於蒙古內部的分裂、紛爭，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樂年間，蒙古對明朝所造成的危險程度已經大大下降，否則，明朝不會有力量同時進行塞北、交南的戰爭，或者鄭和下西洋的大規模活動也會受到影響。正統以後，蒙古的威脅日益嚴重。與其說是由於蒙古力量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明朝力量的衰落。隻是在這時，蒙古問題才成為朝政的一個中心問題。上麵所舉明朝中後期人們對遷都原因推測，都是囿於自己的時代，從自己所處時代的邊防現實出發的。它反映了明朝北邊從向外發展到向內收縮，從積極出擊到消極防禦的轉化。永樂時期根本用不著以遷都這樣舉國震動的措施來對付蒙古，說遷都僅僅是為“足與鹵較”,或說僅僅是為了對付蒙古，顯然不符合明初的曆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