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滿綠葉的五月柱[1]，不停灌酒，暴力衝突，爭吵——擁有這些美妙風俗的仲夏前夜[2]或許是一年中最糟糕的工作日。
埃拉·舍丁自告奮勇，在瑞典最明亮的這一夜當班。她的同事們有孩子或者其他事情，比她更需要休假。
“你要走了？”母親跟著她走到玄關。她的手不停遊移，撿起放在五鬥櫥上的那些東西。
“我得上班，媽媽，我告訴你了。你看到車鑰匙了嗎？”
“你什麽時候回來？”
她一手拿著鞋拔子，一手拿著一隻手套。
“今晚，不過會晚點。”
“要知道，你用不著總跑過來，我敢肯定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現在我住在這兒，媽媽，還記得嗎？”
緊隨這段對話的是一陣忙亂的翻找，目標是鑰匙。克裏斯汀·舍丁堅持說她沒動過鑰匙——“我知道自己沒碰過那玩意兒，你不能說我忘事。”——最後埃拉從她自己的後袋裏找到鑰匙，昨天晚上是自己把鑰匙塞在那兒的。
拍拍臉頰。
“我們明天過節，媽媽，吃鯡魚和草莓。”
“還要一大杯荷蘭杜鬆子酒。”
“再來一點杜鬆子酒。”
氣溫十四度，頭頂飄著一層薄雲。氣象預報打包票說整個諾爾蘭中部陽光普照。下午就是適宜喝酒的好天氣。從蘭德到弗雷納再到古德穆納，在人們一代接一代前往消夏的居所中，在營地的冰箱裏，在她經過的家家戶戶中，阿瓜維特酒已經被冰鎮起來了。
克拉姆福什警局外頭的停車場是半空的。大部分警力將集中用於晚班時段。
埃拉的一個年輕同事在入口和她碰頭。
“得出警，”他說，“可疑死亡，死者是貢格爾登的一個老人。”
埃拉掃一眼他胸前的名牌。之前她和他打過招呼，不過兩人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段當班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