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媽媽，仲夏前夜是昨天，”埃拉打開幾罐鯡魚，第三次解釋道，“我告訴你了，我們今天過節。”
“對，對，都一樣。”
埃拉撕開三文魚片的塑料包裝，擺好餐桌，切點香蔥。她設法讓母親坐下來擦洗土豆。參與，親切感——這是需要固守的東西。
“別的土豆還沒備好嗎？”克裏斯汀·舍丁嘟囔道，“我拿不準這些是不是夠所有人吃。”
“今天就我們倆。”埃拉說。透過窗戶，她衝著土豆地裏的雜草微微點頭。她沒有告訴媽媽，現在她清洗的土豆來自超市。
“那馬格納斯呢，還有孩子們？”
把病人裹進繭子裏，隱瞞真相——這可不是應對日益嚴重的癡呆症患者所應采取的正確方法，對吧？
“我邀請他了，”埃拉說，“不過他來不了，馬格納斯現在狀態不好。”
前半句是假話，她沒有給哥哥打電話。不過後半句倒是真的，幾周前她在克拉姆福什主廣場看見過他。
“孩子們不在他那裏過周末嗎？”克裏斯汀原本在不屈不撓地擦洗土豆，現在她停下來。她的目光變得茫然而沉重，手無力地落入泥水中。
“這個周末不在。”埃拉說。
她們的身影落在擺著兩人份食物的餐桌上。那束仲夏節花朵和毛茛看上去挺孩子氣的。埃拉想說“我還在這兒”，可她知道沒有用。
相反，她問道：“你還記得莉娜·斯塔弗雷嗎？”土豆煮上了，她們小口地吃著草莓。她打開兩瓶啤酒——淡啤酒給媽媽，印度愛爾啤酒給自己。她喝的這種酒產自納姆索斯新建的精釀酒廠。對任何夠膽在那種地方開辦企業的人都應給予全力支持。
“記得吧？就是那個失蹤的女孩。”
“不，我不記得……”
“行了，媽媽，你記得的。1996年的夏天，她剛十六歲。就在瑪麗堡，在河邊的那條路上，鋸木廠的堆木場旁邊，靠近舊的工友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