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通常不會在下班後和同事去喝瓶啤酒。通常她會直接駕車回到蘭德的家中，確認母親吃了晚餐，一切安好。
在瑞典語的語境中，“喝瓶啤酒”總是意味著至少灌下三四瓶，意味著要喝到打車回家，而埃拉的家距離酒吧將近十公裏。
盡管如此，埃拉還是主動提出了。當他們重新梳理在跑馬場得到的關鍵信息時，奧古斯特的語調透著點悲涼。他們走出門的時候，他問她是否知道有什麽好看的電視節目，不過大多數好看的節目他已經看過了。
“不然在克拉姆福什的晚上還能幹什麽？”
“你有沒有去過克萊姆酒店？”話一出口埃拉就後悔了。即使他覺得孤單，那也不是她的責任。
“聽起來很帶勁。”奧古斯特說。
“等著瞧吧。”
克萊姆酒店的霓虹燈招牌缺了幾個字母。在遙遠的過去，埃拉曾在這裏度過許多醉酒之夜，還碰到過一兩次瘋狂的一夜情，隻有肉體，沒有清晰的麵孔。
奧古斯特從吧台走回來，拿著兩瓶濱海高岸啤酒。
“你覺得強奸犯這事怎麽樣？有關係嗎？”
“在酒吧裏談論案子——你覺得這樣真的好嗎？”
“我們還在餐館裏談呢。”
“那時你隻是告訴我最新消息，再說了，那裏不會有人聽的。”
兩人環顧酒吧：鋪滿地板的地毯，軟墊椅子，一群四十多歲的本地女人，幾個神情陰鬱的生意人。
奧古斯特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輩子待在同一個地方，所有人都認識你，是什麽感覺？”
他往後靠，眼睛閃著光。埃拉感覺到第一股酒勁在此刻直衝上頭。沒事的，他太年輕了，再說了，他告訴自己他有女朋友了。
“我在斯德哥爾摩住了幾年。”埃拉說，“我總是想一旦我自己能做主，我就離開這裏。”
“然後被愛拖了後腿，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