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5日，藺安穩的文章與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擺到了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辦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陝西又出現了打砸搶燒文物或文化遺址的事情？此時“批林批孔”正在全國進行，許多文物和文化遺址已被砸爛燒毀。當然最倒黴的還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觀——孔府、孔廟、孔林。幸虧周恩來總理出麵阻止，方算挽住狂瀾。這類屢見不鮮的事情盡管讓文物局焦慮不安，但又無可奈何。“批示”的到來除了令這位主管全國文物的最高領導人又蒙上一層陰影外，似乎並無太大的驚異。
當他看到文章的標題時，大為驚駭並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一股難以名狀的喜悅與興奮劃過腦際，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尚有珍貴文物出土，的確令人激動不已。可惜這種心情隻是在腦海裏一閃而過，隨之而出現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我怎麽不知道此事？
當他以最快的速度閱完文章的全部內容後，一種失職與蒙辱的感覺油然而生。國務院白紙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長對此卻全然不知，實在是不可思議。他抓起電話，讓文物管理處處長立即趕到自己辦公室，也許是文管處沒有匯報才造成自己的被動，他想。
當文管處處長陳滋德趕來時，對文章所報道的一切仍然一無所知。國家文物局被蒙在鼓裏了。
王冶秋拿起電話接通了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希望盡快了解事情的具體情況。可令他失望的是，陝西方麵做了“我們也一點不了解”的回答。
陝西省文管會同樣被蒙在了鼓裏。
為爭取主動，盡快了解詳情，7月6日，國家文物局文管處處長陳滋德，攜帶李先念副總理的批示，乘飛機抵達西安，向陝西省委主管領導人和文化局傳達了內參內容與批示。第二天，在陝西省文管會負責人杭德洲等幾名幹部的陪同下，火速趕到臨潼縣文化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