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辦的《學衡》雜誌很有名。《學衡》的刊物宗旨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刊物名稱中的“衡”字作為中國古代的計量器具，有衡量的含義；“學”字代指國學。雖然宗旨如此，但實際上《學衡》雜誌的成員運用文言寫作的水平高低不一。魯迅曾抓住《學衡》雜誌的這一致命弱點，在《估學衡》一文中，曆數《學衡》第一期中《浙江采集植物遊記》等5篇文章的詞不達意、胡亂用典、邏輯混亂等語病，申明自己隻佩服《學衡》眾人有將這樣的文章發表出來的勇氣。鑒於魯迅後來的影響，作為《學衡》主編的吳宓後來的日子更痛苦了。
除了辦《學衡》雜誌之外，1928年開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職的吳宓，有一項重要的生活內容，就是主編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文學副刊》。《大公報·文學副刊》同樣是一個宣揚文學古典主義主張的陣地，同樣遭到了倡導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的批評，因此也同樣讓他感受到當《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的艱難。這種高壓的工作狀態，也造成了吳宓的神經過敏。
在第10期《大公報·文學副刊》出版後，吳宓發現《胡適評注詞選》一條，竟然排為4號字，字體顯眼。吳宓覺得這些字似乎都在嘲笑他想彰顯傳統文化的落魄，而在為新文化運動鼓掌。他想當然的認為這是報館想借胡適這樣名流的身份，有意“獻媚於胡適”。他不禁又羞愧又憤怒，當即給《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去信，想知道報館的真實意圖，當然他的語氣顯得孩子氣十足——《大公報》要是想和胡適這些人拉拉扯扯，我就不陪你們玩了。他的原話是，“宓即請辭職”。好在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樣，張季鸞回信，並附上了原稿，不是報社故意加大字體，而是吳宓自己當時用紅筆標明：《胡適評注詞選》排4號字。雖然很尷尬，好歹事情弄清楚了。隻是不知道張季鸞從此會怎麽看待吳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