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五台山的考察是中國營造學社在中國北部的最後一次野外考察，隨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梁思成等人急忙繞道平綏線回到北平。
回到北平後，軍隊已經在他們家的胡同口挖了戰壕，政府機關也已經開始疏散，撤退。梁思成和劉敦楨曾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籲書上簽過名，自然不能留在淪陷區。所以，學社決定暫時解散。
梁思成擔心學社曆積累的大量調査資料、測稿、圖板及照像圖片等會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於是決定把這些資料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資銀行保險庫中。然而，就在他處理營造學社的這些事務時，卻忽然收到一封署名為“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
原來，隨著梁思成野外調查不斷獲得的驚人發現，以及一係列高水準調查報告的發表，早已奠定了他在中國建築學界執牛耳者的地位，被日本人列為重點關注的中國學者。
這時，由於政府的不抵抗，北平已經淪陷了，如果不想當漢奸，就必須離開。於是，在一個天色朦朧的清晨，梁思成和林徽因叫醒還睡得迷迷糊糊的兩個孩子，攙扶著行動不便的老娘，離開家門登上了開往天津的長途汽車。
他們扶老攜幼，身背行囊，在從北京到長沙數千裏路的流亡途中，遭遇了無數的痛苦和磨難，這一點從梁再冰的回憶中可以窺見一二。
梁再冰說：“一九三七年九月，父親帶領我們全家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鄭州、武漢到達長沙，在火車站附近租了兩間房子住。”這是一所灰磚樓房，房東就住在樓下，後麵有一個狹窄陰暗的天井。這同我們在北平住的那個院子中有丁香花的四合院相比，差別自然很大。父親和母親立即開始學習燒飯洗衣等家務勞動。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於生活水平的明顯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帶著興奮和愉快的心情來迎接這種變化的。使我更難忘記的是父親教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時的情景。那時，父親的許多老朋友們也來到了長沙，他們大多是和北大的教授，準備到昆明去籌辦西南聯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來了。大家常到我們家來討論成局和國內外形勢，晚間就在一起同聲高唱許多救亡歌曲。“歌詠隊”中男女老少都有，父親總是樂隊指揮，我們總是從“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那高昂的歌聲和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會熄滅的火焰，燃燒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