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屋頂”問題上，梁思成打破了多年形成的觀念，由批評轉變為接納，但接踵而來的問題很快使他陷入自相矛盾的旋渦中。
眾所周知，當時的中國，因為多年戰爭破壞的影響和新政權的發展，對新建築的需求很大。政府各部的機構需要辦公室，其他的許多大學需要學生宿舍，旅館、禮堂、研究所、博物館和工廠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但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建築師嚴重不足，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建築師們響應蘇聯的“民族形式”號召，走上模仿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的道路，也是難以避免的事。
對此，梁思成表現出強烈的憂慮，他反複提醒建築師們說：“設計民族形式的建築時，不是找幾張古建築的照片摹仿一下，加一些民族形式的花紋就可以成功的。在設計工作中應用民族形式，需要經過深入和刻苦的鑽研，新中國的新建築必須從實際創作中產生出來，而且必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摸索時期……這時期的長短決定於我們對於民族建築傳統和規律的掌握的遲速。不掌握規律，不精通，不熟悉，隻是得到皮相，或生吞活剝地臨時抄襲和硬搬，就難有成就。所以努力向祖國建築遺產學習是創作的一個先決條件。”
盡管梁思成的本意是對建築民族性問題的大膽嚐試，使“大屋頂”建築能在建築界引起廣泛的爭鳴，繼而不斷推陳出新，湧現出更多、也更成熟的建築設計方案。但是由於當時沒有成功案例可供大家借鑒，包括梁思成自己也還在探索中，所以仿古建築還是風行一時，遍布全國。但是與普通建築而言，仿古建築的成本高出許多，這對於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搞建設的新中國來講無疑是沉重的負擔。
這一問題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關注。與此同時，蘇聯建築界也隨著政治領導人的更迭而轉變了風向。斯大林去世後，1954年赫魯曉夫召開了第二次全蘇建築工作者會議，會上他嚴厲批評了建築設計中的複古主義、浪費和虛假裝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