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適駐美大使的使命告終，被宋子文擠出大使館，並賦閑在美國。然而，胡適書生本色不失，他又重新撿起了荒疏5年之久的學術研究，一頭鑽進《水經注》校本案的甄別辯白之中，並以加倍的勤奮，試圖奪回自己在外交官場中耽誤的學術時間。胡適同時在幾所大學兼課，掙出日常的生活費用。這段時間，胡適在美國各地的演講次數之多，聽眾人數之廣，在中國人中是空前的，這是胡適在美國最風光的時期。胡適與美國的上至總統議長，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廣泛的接觸，他成了著名的文化大使。
後來胡適回憶這段生活，他說：四年前本擬返國，因患心髒病，醫生堅囑不可做高空飛行，同時連爬樓梯都不可以，所以才忍心賴在美國。雖然後來自己做飯、洗衣、掃地，住在紐約一間小屋內，可是覺得比諸位幸福得多，因此時常感到無限的慚愧。本人自當民國六年入北大任職，隻是願意教書，雖然先後做過文學院院長，以及五係中的四係主任，可是一百分不願意擔任行政方麵的事務。此次發表北大校長，事先根本不知，接到朱部長的電報後，考慮了五六天，才有條件的答應下來……
1946年，胡適重新回歸到學術上，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北大重執教鞭。在抗戰爆發前的20年裏，盡管中間風雲變幻、波折屢生，又經曆了北伐的動**，但北大的教育規模發展很快。
“七七”事變後，北大內遷，在昆明與清華、南開組建西南聯大。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複員，北大又回到了北平。
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組建西南聯大的三校各自複員後，清華梅貽琦、南開張伯苓可以繼任舊職，唯獨北大校長之職必須重新推舉。蔣介石想讓胡適或傅斯年擔任，因為胡適人在美國，蔣介石就讓教育部長朱家驊先征詢傅斯年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