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的北返標誌著陳寅恪對北京方麵關閉了最後一道大門，也更意味著陳寅恪已決意選擇一條“論學論治，迥異時流”的路。隻是誌向雖高，學問雖好，擺在陳寅恪麵前的卻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新格局。
此時的“來者”似乎不再喜歡陳寅恪的誌向，更不需要他的學說，因此陳寅恪在這條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顯得分外孤獨與淒涼。
據當時在中山大學中文係擔任助教的鄭孟彤回憶：“解放初期，人們對古典文學有一種偏見，認為古典文學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沒有什麽意義。因此，我們係裏三位助教都爭著去搞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不願意搞古典文學。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見我，她主動地對我說：‘詹先生說你很愛好詩詞，也寫得不錯，為什麽你不到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來？這不是很符合你的愛好嗎？’”在冼玉清的誠懇邀請下，鄭孟彤才答應到古典文學教研室工作。這是1952年秋天間的事了。
冼玉清口中的詹先生指的是詹安泰教授。詹安泰教授一直在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下決心‘十年不讀線裝書’，但是在1957年“反右”風暴一開始，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成為‘不恥於人類狗屎堆的反動派’了”。此種怪異現象，早在炮火硝煙剛剛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變一樣在全國四麵開花，並向神州大地每一個角落蔓延開來。
延至1955年，形勢對陳寅恪更加不利。這年9月19日，陳寅恪致史家唐長孺函，說：“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又說：“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複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糊口。”用此“糊口”是自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盡管不合時宜，陳寅恪仍頑強地同時勢抗爭，在個人研究著述的同時，以堅忍的毅力繼續“為諸生講釋唐詩”，以實現縈繞於腦際久久不能割舍的“續命河汾”之誌。然而，想以一己之力，秉持這種特立獨行的品格和獨立自由的追求，陳寅恪就注定要在這寂寞的精神世界裏不合時宜地踽踽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