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腳步邁入1957年，全國性“反右”運動開始。躲在中山大學校園裏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燒身的陳寅恪也未能幸免，雖僥幸未被劃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右派”分子，但仍被劃入“中右”圈內受到監控。這個特殊待遇，據說還是受到了周恩來與掌握廣東省的高官陶鑄等人的暗中關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引來了問題，北大校內立即掀起了批馬誅馬運動。孤軍奮戰的馬寅初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強硬態勢與對立麵展開論戰甚至混戰，一時舉國震動，天下膽寒。
就在全國各階層、各色人等對馬寅初興師問罪之時，南北兩地的學術界高層仍沒忘記隱居在嶺南的陳寅恪，盡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十分困難。自感在幾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請陳寅恪無情遭拒而大栽臉麵的郭沫若，與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範文瀾等，趁機向陳寅恪發難，借此展開對其圍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
範文瀾公開說：“胡適，經過我們近幾年來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學界已經看清楚了。但還有兩種人：一種是自覺的胡適門徒，直到今天還堅持學術獨立的看法，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也就是拒絕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六億人民服務；也就是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去。這種人是極少數，但是必須對他們開戰。”又說：“這裏麵也必然存在著興無滅資和興資滅無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無滅資，就是資滅無，想妥協並存是不可能的。”此時的範文瀾尚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對準陳寅恪。
盡管如此，遠在嶺南的中山大學領導者已嗅出了火藥噴射的味道，以楊榮國為代表的曆史係領導開始集中火力對曆史係幾員老將岑仲勉、劉節、梁方仲等人展開批判。岑仲勉屬於罕見的學問大家，且與陳寅恪屬於同輩人物。梁方仲與劉節都是陳寅恪學生輩人物，尤其劉節原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是王國維與陳寅恪指導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