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往李莊遷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中國各界都為之震動的大事——蔡元培先生去世了。
其實，早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兩年，蔡元培就飽受病痛的折磨，但是這位中國學界的領袖，依舊為民族的複興奔走呼號。
傅斯年對蔡元培為文化教育獻身的風格和膽識極其敬佩，他曾稱讚蔡元培：“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隻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之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裏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
此時抗戰轉入低潮，日軍攻勢淩厲，中國東部最精華的國土盡失，國際社會無一援手。國民政府幾乎陷入了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絕境。蔡元培的去世，也讓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人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為防止中央研究院各個係統因為蔡元培先生的去世而在戰火中癱瘓，選拔新的院長成為當務之急。
1940年3月中旬，評議會秘書翁文灝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鴻雋、前總幹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傑等人溝通後，呈報國民政府批準，召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評議員赴重慶開會，選舉新一屆的院長。
蔣夢麟、傅斯年、陳寅恪、陶孟和、李濟、竺可楨、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聯大教授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紛紛來到國民政府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設的副都）重慶。
鑒於複雜的政治人事關係，由誰來坐第一把交椅，傅斯年也不甚明了，但他心中的最佳人選是自己的恩師胡適。
推選程序尚未開始，整個氛圍已如濃霧彌漫的山城重慶，令初來乍到者暈頭轉向，拿捏不穩。大幕遮掩下的評議行動，首先在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任鴻雋四人之中較起勁兒來。
這四人都是民國政壇中的儒林翹楚，朱家驊最年輕，學術資曆相對較淺，但他是國民黨權力中樞的中央常委和組織部長，官職以及在國民黨內部的威望都在另外三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