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陳寅恪十七歲了。他因養病在家閑居，終日埋頭古籍之中。他已經見過世麵，不願再看日本人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所以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寅恪插班進入上海吳淞複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
上海與南京距離很近。每逢假期，陳寅恪都回南京省親。經過兩年半的寒窗生活，1909年的夏天，陳寅恪畢業於複旦公學，時年二十歲。
在這一年的秋天，因得到親友資助，陳寅恪經由上海渡洋赴德國柏林留學。臨行時，父親陳三立先生親自送陳寅恪到上海，並寫下《抵上海別兒遊學柏靈》一首，詩裏寫道：“海七萬裏波千層，孤遊有如打包僧。”“分剖九流極怪變，參法奚異上下乘。後生根器養蟄伏，時至儻作摩霄鷹。”可見，三立先生對年輕的陳寅恪寄予了無限期望。
陳寅恪先生遠在德國，但是心係祖國。1910年秋，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並朝鮮的消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之句，這首詩是至今能見到陳寅恪所存最早的一首詩歌，收錄在《陳寅恪詩集》卷端，其憂國熱血、滿腔悲憤盡收詩句中。
1911年春，陳寅恪腳氣病複發，不得已轉地治療，來到瑞士，轉入蘇黎世大學讀書。（在這裏插一句，很多人以為腳氣病不算病，殊不知腳氣病非尋常小疾，嚴重時根本寸步不行。王國維先生二十一歲時在上海患此病，疼痛甚劇，以致不得不回籍治養。而年輕的陳寅恪也飽受此病的困擾。）
陳寅恪先生來到蘇黎世大學讀書時，當他在報紙上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消息時，隨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了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