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梅貽琦的同情和努力，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轉機。
早在1925年11月，由吳宓主持的國學研究院第三次教務會議，就有設古物陳列室、舉行外出考察、與外界合作進行考古發掘等各項計劃。
1926年2月5日，在曹雲祥、吳宓和梁啟超的鼓動下，李濟與地質學家袁複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做考古調查。其間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彩陶遺址，取得了一批珍貴標本。
在初步確定幾個可供發掘的地點後，二人於3月底返回清華園，原本應該組織安排發掘工作的，可惜此時的清華校內外已是紛爭迭起，吳宓辭職，國學研究院麵臨著被肢解的命運。為了擺脫紛爭，李濟兩耳不聞窗外事，開始埋首整理帶回的古物並撰寫調查報告。
兩個月的時間一晃而過，當梅貽琦“兼管”國學研究院後，他認為李濟和袁複禮的調查可以極大提高清華在國內外的學術地位，所以想方設法延續和推進去年所製定的田野考古發掘計劃。
1926年，在新學期到來的6月底，梅貽琦召集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曆史學係教授舉行聯席會議，重拾組建古物陳列室計劃。經過眾人討論後決定，由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曆史學係合辦古物陳列室，並由兩部教授聯合組成一個考古學委員會，公推李濟為主席，主持主要事務。每年經費預算約六七千元，大致方針有三：
（一）購買拓片；
（二）規定考察公費，遇有古物出土，立即派員前往考察；
（三）進行實地征集。
就在此時，李濟以英文撰寫的調查報告《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也已完成，在交付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論文集刊》發表前，請中美雙方代表審閱，結果雙方皆在驚喜中表示滿意。後來的事情正如李濟所說：“在讀到這份報告後，畢士博先生以及清華學校的校長曹雲祥先生和教務長梅貽琦先生，都極力主張我組織一個考古隊，到山西南部去作進一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