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冒著風險，再度乘車進城與當局斡旋。同時緊急拍發密電給南京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和政務處長蔣廷黻，請他們施以援手。
據清華外語係教授葉公超憑借與梅貽琦多年共事的經驗，認為梅貽琦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其性格是慢、穩、剛，但這個“慢”有時頗令人著急。葉公超舉例說：宋哲元派兵到清華去逮捕共產分子這件事，事前我們就得到了消息，當時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張奚若等和我，都在梅宅商量如何應付這樁事。“事情緊急，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鍾之久，他老先生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芝生最後就向梅先生說：‘校長你——你你看怎麽樣？’梅先生還是不說話。我就忍不住了，我說：‘校長，您還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梅先生隔了幾秒鍾答複我：‘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隻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有人問：‘究竟有多少人會來？什麽時候來？’梅先生說：‘都不知道。……我看，來是不成問題的了。’後來還是梅先生把校內的安排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
葉公超所舉事例沒有說明商談的具體時間，但據後來的資料推斷當在天黑之前。麵對“酒兵易壓愁城破”的艱危處境，梅貽琦當時心情之沉重，考慮之周密，處理之慎重由此可見。此點正如梅貽琦對清華校友劉崇鋐所言：“我受的科學訓練，教的也是科學，有時處理事情謹慎一點慢一點，也許就是因為我的科學觀念，叫我不肯隨便。”
葉公超評價梅性格中“慢、穩、剛”所得出的結論正應了梅貽琦這段話。葉公超說：“我認識的人裏頭，說話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和趙太侔兩個人。陳寅恪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為他說話少而嚴謹，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別的嚴謹。天津話叫‘吃穩’，梅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