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全世界範圍內爆發了，就在西南聯大師生為了民族氣節，苦苦支撐的時候，有一批留在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卻出於各種目的，甘願為日本人或偽政權效犬馬之勞。
比如清華外語係日語教授錢韜孫，在平津教育界師生陸續向西南撤退的時候，錢韜孫就留在北平，並且迫不及待地與日本人合作，打算開辦所謂的“華北大學”。像他這樣的人還有許多，隨著汪偽南京政府與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等組織相繼成立，部分失意政客紛紛來投，教育文化界一批文人與專家學者，在各種利益**下紛紛“下水”，成為汪偽政府與“華北政務委員會”治下的漢奸分子。
日軍每占領一個地方，就通過漢奸傀儡政府發布所謂的“新教育方針”，比如在華北就公布了九條所謂的“教育部訓令”，其中一條是：“過去國民政府所聲明的教育，是以黨化為方針、以排日為手段，以至惹起了今日的事變。今後，對於黨化排日教育要嚴加取締。”在日軍與漢奸協作下，淪陷區的教育體製逐步日本化。
與此同時，日軍與漢奸合作，利用中國各大學的校舍資產開辦由日人、日語主導的專科以上學校，除了從日本招聘大學教師，更在中國國內物色“知日”“親日”的大學教職人員，並使用已撤退、流亡的各大學名稱如“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繼續辦學，借以實施奴化教育。
當時，錢稻孫就與日本人利用北京大學校址，成立了一個偽北京大學，他自己出任偽北大校長，清華化學係教授薩本鐵出任偽北大化學係主任。原北大教授周作人、燕京大學教授容庚等輩，置民族大義和胡適等友人的竭力勸阻於不顧，變節附逆投敵，成為偽北大的文學院長與教授等等。
這種賣國求榮的行為，讓梅貽琦深感不齒，以至於在流亡西南邊陲的清華校慶會上說出了這樣的話：“其作奸附逆者，當亦有人，亦應給予相當之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