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離開大陸，於1949年12月飛抵紐約，開始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美成員會商清華基金保管及運用等事宜。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華美協會”，是一所非營利民間文化機構，旨在通過各項教育與宣傳活動，介紹中國文化與文明，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在梅貽琦沒有進入該社擔任常務董事前，一直由孟治博士擔任華美協進社社長。
梅貽琦在離開平津南飛之前，曾對教務長吳澤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
梅貽琦為什麽敢在炮聲震天，解放軍即將進城時，對吳澤霖說這個話，他的底氣從何而來？除了中基會與華美協進社一係列鐵打的規章製度，與外力難以撼動的董事會製度，還有人事上的便利。這個便利，就是梅貽琦與孟治的非常情誼。
據孟治博士自述，梅貽琦自美留學歸國服務於天津青年會時，孟治還是南開中學三年級的學生，當時他的誌願是投考北洋工學院，並沒有想過出國進修。但是當時梅貽琦在南開中學的演講，打動了孟治，從而使他改變主意，在畢業時投考清華插班生二年級並得中。那時的梅貽琦已到清華教書，兩人因緣際會，又成了師生，在相處的三年時光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誼。
正是由於孟治的身份及與梅貽琦的公私情誼，才使梅貽琦由中國大陸輾轉紐約後，順利進入華美協進社，並有插手清華庚款存放、使用甚至“轉移”的機會，繼之全麵掌控這筆巨款的存放與用途。
假如此時的協進社掌門人不是孟治，而是另外一個與梅貽琦沒有交情，甚至在政治上對立的人物，梅貽琦想踏入這個門檻，勢必會困難重重，變數多多，甚至難入其門，清華在美庚款基金這塊“肥肉”，像國共雙方爭奪、搶救的“北方學人”一樣，鹿死誰手則難以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