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我獲得了倫敦大學[2]的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又去內特雷[3]進修了專門為軍隊外科醫生開設的課程。我在內特雷的進修[4]結束後，接受了上級的派遣，前往諾森伯蘭第五燧發槍團擔任助理軍醫。那個燧發槍團當時駐紮在印度，我還沒有到達部隊的駐地，第二次阿富汗戰爭[5]就爆發了。我剛在孟買上岸後，就得知我所屬的那個團已經向前推進，闖過了重重關口，深入敵人的腹地。然而，我還是與許多其他軍官一起跟了上去，因為他們的處境也和我的一樣。我最後安全抵達了坎大哈[6]，找到了所屬的那個團，於是立刻開始履行職責。
這次戰爭給許多人帶來了榮譽和升遷，但給我帶來的卻是災難和不幸。我被調離了所屬部隊，輾轉到了伯克郡[7]步兵旅，跟隨這個旅參加了邁萬德那場慘烈的戰役[8]。戰鬥中，一顆阿富汗長滑膛槍子彈擊中了我的肩膀，擊碎了我的肩胛骨，擦破了鎖骨下動脈。我的勤務兵默裏忠誠熱心，勇氣可嘉，把我抬到馱馬的背上，安全地把我送到了英軍陣地。如果不是他的相救，我恐怕已經落入那些伊斯蘭教徒手裏了。
我忍受了巨大的傷痛，經曆了長時間的艱難困苦，麵容憔悴，體質虛弱，於是，隨同一大批傷病員轉移到了位於白沙瓦[9]的後方醫院。我在醫院裏恢複了元氣，身體已經大有改善，能夠在病房裏四處走動了，甚至可以到露台上曬曬太陽。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又染上了傷寒，這可是印度特有的惡疾。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裏，我掙紮在死亡線上。最後，我恢複了神誌，身體慢慢痊愈。這時候，我體質虛弱，形容枯槁，醫療委員會決定把我送回英國，一天都不能延誤。因此，我搭乘“奧龍特斯”號運兵船回國。一個月後，我在樸次茅斯[10]碼頭上了岸。我的健康受到了無法逆轉的摧殘，不過，充滿了慈愛之心的政府允許我享受九個月的假期，設法讓我的身體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