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不久，我在帕丁頓區[2]買下了一間診所。診所是我從老法誇爾先生手上買下來的，他曾經把那兒辦成了一間人氣很旺的全科診所，但因為他年事已高，而且患有聖維特斯舞蹈症[3]，致使診所業務量急劇下降。公眾很自然地認為，治病救人的醫生自己必須是個體格康健的人，如果一個醫生對自己的病痛都毫無辦法，那人們一定會懷疑他的治療能力的。因此我診所的前任主人身體日益衰弱，前來就診的人就越來越少了，等到我把診所買下來時，年就診量由每年一千二百人次減少到三百人次多一點點[4]。不過，我相信自己年富力強，過不了幾年，診所定會像昔日一樣興旺的。
接下診所後的三個月當中，我一直忙碌著，很少見到我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因為我忙碌得沒有時間前往貝克大街，而他本人，除了偵案工作，極少出門。因此，6月裏的一天早晨，我用過早餐，正坐下來翻閱《英國醫學》雜誌[5]，這時候突然聽到門鈴響了，緊接著就傳來了我那位老朋友洪亮而又有點刺耳的說話聲，我感到很意外。
“啊，親愛的華生，”福爾摩斯說著，大步邁進了房間，“很高興見到你啊！《四簽名》案讓華生夫人[6]受到了驚擾，情緒有所波動，想必現在恢複了吧？”
“謝謝你啊，我們兩個都挺好的。”我一邊說著，一邊熱情洋溢地同他握手。
“我還希望，”他在搖椅上坐下，接著說，“你在忙著行醫治病的同時，不會把以往的興趣完全拋到腦後了吧？你以前可是一直對我們那點演繹推理的事情感興趣啊。”
“恰恰相反，”我回答，“我昨晚還在翻看過去的筆記，並把我們的那些成果整理分類呢。”
“我相信，你不會認為案情資料的收集工作已經結束了吧？”
“不會，不會，我巴不得有更多那樣的經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