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婚後不久的那個7月，令人難忘，因為發生了三樁很有意思的案件。其間，我有幸陪同夏洛克·福爾摩斯辦案，研究他的破案方法。我把三樁案件都記錄在案，並加了標題，分別為《第二塊血跡》《海軍協定案》和《疲倦的船長案》。不過，第一樁案件事關重大，牽涉英國的許多名門望族，所以隻有等到多年之後才有可能將其公之於眾[2]。然而，在福爾摩斯偵破的所有案件中，沒有一樁能像該案那樣，清晰地展示出其探案方法的價值，也沒有一樁能像該案那樣，給參與其中的人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福爾摩斯曾與巴黎警署的迪比克先生和但澤[3]的著名專家弗裏茨·馮·瓦爾德鮑姆進行過一次交流，他把案件的真相講述給他們聽，而他們兩位先前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浪費了大量精力。我把他們談話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至今還保留著。然而，該故事要等到下個世紀公之於眾才不至於引起麻煩。因此，我略過此案，轉而敘述第二樁案件，其實，曾幾何時，本案也曾事關國家大事，其中幾個情節特色鮮明，所以顯得不同凡響。
我在中學期間，和一個名叫珀西·菲爾普斯的少年關係親密。他和我年齡相當，卻比我高兩個年級。他是個出類拔萃的學生，獲得了學校所有的獎項，因為成績突出，畢業時獲得了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讀書。我記得，他家庭背景很硬。我們還很小時就在一塊兒，當時我就知道，他舅舅霍爾德赫斯特勳爵，是位著名的保守黨人。不過顯赫的家庭背景並沒有給珀西·菲爾普斯在學校裏帶來多少好處。恰恰相反，我們在操場上總是捉弄他，用鐵環敲他的小腿骨，並以此為樂。但是，他走上社會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隱約聽說，他憑借自己的才華和社會關係，在外交部謀得了一份美差。後來，我完全把他給忘了，但下麵這封來信又使我想起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