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情沉重地拿起了筆，寫下最後這些文字，以此記錄我的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非凡奇特的才智。他曾憑著這些才智顯得卓爾不凡。機緣巧合讓我們走到了一起，從最初偵破《血字的研究》中涉及的案件開始，到他介入《海軍協定案》中涉及的案件為止——本案由於他的介入，無可置疑地避免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糾紛——這期間，我陪伴著他，有過種種奇特怪異的經曆。雖然不成體係，而且我也深切地感覺到，很不充分完備，但我竭盡全力敘述了那些經曆。我本來打算寫到該案就擱筆掩卷了。然而，有一樁案件造成了我生平當中的一段空虛寂寞期，雖然過去兩年了，但依舊無法排遣。對於此案，我本來也是打算緘默不語的。然而，詹姆斯·莫裏亞蒂上校[2]發表了幾封書信，替他故去的兄弟辯護，我別無選擇，無奈之下，隻有拿起筆來，原原本本地陳述事實，公之於眾。我是唯一知道事件真相的人。我相信，現在是公布真相的時候了，沒有必要再藏著掖著。據我所知，新聞媒體披露此事隻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891年5月6日的《日內瓦日報》，第二次是5月7日英國各家報紙刊登的路透社電訊稿，最後一次就是我剛才提及的最近幾封信。這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都非常簡略，而最後這次，正如我要指出的，完全歪曲事實。我有義務首次將莫裏亞蒂教授和夏洛克·福爾摩斯之間發生的真實情況敘述出來。
人們可能還記得，我結婚娶妻之後，便開了間私人診所行醫治病了，我和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開始疏遠了。如果他在辦案調查時覺得需要一位同伴，還時不時會來找我，但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了，直到最後，我發現，1890年全年，我總共隻敘述了三樁案件。當年冬季和1891年早春期間，我從報紙上得知，他受法國政府雇請，偵破一樁極為重要的案件。我收到了福爾摩斯的兩封來信，一封寄自納博訥[3]，另一封寄自尼姆[4]，因此，我估計，他在法國可能要待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4月24日傍晚，我便看見他走進了我的診所。更令我震驚的是，他比平常更加蒼白，更加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