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專家們看來，”夏洛克·福爾摩斯說，“自從先前的莫裏亞蒂教授悲慘亡故之後，倫敦就變成了一座特別索然寡味的城市[2]。”
“我看啊，你找不到多少體麵的公民會讚同你的看法的。”我接話說。
“是啊，是啊，我不能這麽自私，”他一邊說著，露出了微笑，一邊把椅子往餐桌邊上推，“社會無疑是受益者，沒有損失什麽，除了可憐巴巴失業的專家，因為他們無所事事了。有了那個人在犯罪領域內活動著，人們早上拿到的報紙上就會登載出大量可能的消息。通常的情況往往是，僅有的蛛絲馬跡，華生，或者含糊不清的暗示，卻足以讓我明白，那個了不起的充滿邪惡的人物的存在，就如同蜘蛛網的邊緣哪怕是有最最輕微的抖動，人們都知道網的中間潛伏著一隻令人惡心的蜘蛛。小偷小摸，惡意攻擊，隨意侵害——隻要掌握了線索，全都可以抽絲剝繭，查個水落石出。對從事高級犯罪的科學研究的學者而言，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都不具備倫敦所具有的優勢。但是，現如今——”他聳了聳肩膀，幽默詼諧地表示對倫敦的現狀不滿，其實這是他自己付出巨大的努力促成的。
我說到的這個時間，福爾摩斯歸來已經有幾個月了[3]。應他的要求，我賣掉了自己的診所[4]，返回貝克大街昔日的寓所，與他合住。有位名叫弗納的年輕醫生買下了我在肯辛頓區的小診所。當時，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我鉚足了勁開出的價格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幾年之後，一件偶然的事情透出了事情的原委，我這才發現，弗納是福爾摩斯的遠親，買診所的錢也是福爾摩斯籌的。
實際上，我們兩個人幾個月的合作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平淡無奇。因為我翻閱了自己的記事本，結果發現，這期間包括了前總統穆裏羅的文件案，還有荷蘭蒸汽船“弗裏斯蘭”號的驚人案件。後麵那樁案件差一點要了我們兩個人的性命。然而，他生性清高孤傲，厭惡任何公開的讚揚，因此，他言辭尖銳，不準我多說關於他本人、他破案的方法或者他取得的成就的話——至於這樣一道禁令，正如先前已經說過的，他到現在才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