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的嚴冬歲末，在一個寒冷刺骨的夜晚，滿是霜凍的清晨，有人推了推我的肩膀，我醒來了，原來是福爾摩斯。他手裏拿著蠟燭，神情焦急，俯身看著我。一看便知道，是出了什麽事情了。
“起來，華生，快起來吧！”他大聲說著，“遊戲開始了[2]，什麽也別問！穿上衣服走吧！”
十分鍾過後，我們兩個人就坐在馬車上了。馬車轆轆地行進在通向查令十字車站的一條寂靜無聲的街道上。冬日裏第一縷昏暗的晨光剛剛降臨到我們身上，在倫敦灰蒙蒙的晨霧中，我們才偶爾隱隱約約地看見有位早起的工人從我們的前麵走過。福爾摩斯身穿著厚實的大衣，緘口不言。我倒是巴不得照此行事，因為天氣寒冷刺骨，我們兩個都還沒有吃早餐呢。
我們在火車站喝了熱茶，登上了開往肯特郡[3]方向的火車，找到位子坐下來了，這時候，才感覺身上熱乎了起來。福爾摩斯說著，我則聽著。他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了一封短信，接著大聲念了起來：
尊敬的福爾摩斯先生：
這兒發生了一樁非同尋常的案件，如立刻施以援手，當不勝感激。除了放那位夫人離開了，現場原封不動，和我初到時的情況一模一樣。我懇求您立刻前來，因為要把尤斯塔斯爵士留在現場很困難啊。
您忠實的朋友
斯坦利·霍普金斯
淩晨三點三十分
於肯特郡馬香的格蘭奇宅邸
“霍普金斯請我幫忙已有七次了，而且每次請我去都有很正當的理由[4]，”福爾摩斯說，“我覺得，他經辦每一樁案件都收進了你的探案集中[5]。但我必須得承認，華生，你確實有幾分選案的能力，極大地彌補了我對你敘述的不滿。你的一個致命的習慣是，喜歡從說故事的角度來看待每一個情節，而不是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待。本來可以成為富有教育意義演示，甚至成為經典演繹的東西，被你給糟蹋得不成樣子了。你很多時候都在濃墨重彩地描寫那些感性的細節，而對於偵案的細節和技巧，卻是一筆帶過，這樣做固然可以讓讀者感到刺激，卻起不到任何教益作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