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後崩逝，年已十七歲的哲宗皇帝親政。
帝國重新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
又一個風雲變幻的時刻即將到來。被打壓了整整八年的新黨人物紛紛把企盼的目光從四麵八方拋向汴梁，而高居廟堂的舊黨諸人看著血氣方剛的年輕天子，仿佛又看見了昔日的神宗皇帝。他們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第一個讓他們感到危險臨近的信號是在九月末，朝廷罷免了蘇軾的端明殿學士兼禮部尚書之職，讓他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此舉讓舊黨們再也按捺不住恐懼之情。十月，中書舍人呂陶、翰林學士範祖禹、右司諫呂希哲（呂公著之子）等人紛紛上疏，試圖把天子的思想繼續鎖定在“元祐更化”的框架之內，以避免厄運的降臨。其中以範祖禹的奏疏言辭最為剴切：
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群臣，此乃國家興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太皇太後過者，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後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嶽，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範祖禹之疏文采斐然、擲地有聲，致使蘇轍閱後不禁發出“經世之文”的感歎，立刻毀掉自己已經寫就的奏疏，隻附名於範祖禹之後。
這些奏疏雖然寫得慷慨激昂，但是呈上之後卻如泥牛入海，哲宗皇帝一點反應都沒有。
在這種微妙的時刻，皇帝的沉默似乎更能表明他紹述神宗的決心已經不可動搖。十一月，哲宗透露了複用章惇為相的想法，範祖禹大驚失色，極力勸諫。可哲宗一言不發，隻給了他一個極度不悅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