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的一生有兩大汙點最為後人詬病：一個是豢養男寵，再一個就是任用酷吏。二者都對當時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構成了相當程度的汙染和破壞，可要論負麵影響之深、波及範圍之廣、造成的惡果之大，自非酷吏莫屬。
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時代）本來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法律體係最為完備、司法製度最為健全的時期之一，尤其在唐太宗貞觀時代，“寬仁慎刑”成為立法、司法的主要原則，使人權在這個時代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和體現（參見《貞觀的法治精神》）。迄於高宗初年，宰相長孫無忌等人更是在《貞觀律》的基礎上製定了古代中國最具有典範性的一部法律——《永徽律》及《律疏》（後世合稱為《唐律疏議》）。
然而，這一切優良的製度傳統卻在武周革命前後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致命的顛覆。在酷吏肆虐的十餘年間，朝廷的司法製度形同虛設，所有的法律全都變成了一紙空文。君臣之間相互猜忌，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真情賤如糞土，他人即是地獄，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信任**然無存。在這個黑白顛倒、正邪易位的恐怖年代裏，世界就像一個驀然打開的潘多拉盒子，人性中所有最醜陋的事物都在陽光下盡情飛舞，瘋狂地吞噬著一個個無辜的生命，無情地踐踏著法律、道德、公序、良俗、正義、良知，以及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武則天要革李唐王朝的命，締造她的大周天下。
換言之，她必須放手讓酷吏製造一個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才能讓自己擁有一個為所欲為的自由王國！
為了順利走向這個自由王國、成功登上女皇的寶座，早在武則天篡唐登基的四年前，她便已悄然開啟了一扇門。
這扇門麵向天下所有人開放。
它的名字叫“告密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