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掌舵人對國家、對人民負有重大曆史責任。我們評價一個政治人物，要看他是不是意識到這一點，是不是有作為，他的作為客觀上是不是順應了曆史潮流，推動了國家和社會的進步。
很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有大的作為的。曆史是有機遇的，抓住曆史機遇，順應時代潮流的領導人，必然會青史留名，成為曆史偉人。
當然，領導人一般都想有一番作為以名垂青史。有的是因為沒有機遇，難以有大的作為；有的是有了機遇沒有抓住，渾渾噩噩喪失了機會；有的是自認為抓住了機遇，也殫精竭慮，但事實上卻是逆潮流而動，錯失良機，白辛苦一場，還要承擔誤國的曆史責任。
中國漫長的曆史中，真正的曆史機遇並不多。因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早就定型，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製，因襲綿延，循環往複，很難破題。
從大曆史的角度看，張居正生活的時代，中國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曆史機遇。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和深思：
第一，這個時代被西方史家稱為曆史的分界線，以文化啟蒙和航海貿易為標誌，西方開啟了現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國來看，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這個時代那樣，走到了轉型的門檻邊。用方誌遠先生的話說，在中國古代社會，萬曆時代是距離近代之門最近的一個時代。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由漢族統治的大一統帝國，明朝到了嘉靖、隆慶、萬曆時期，已經與開國時代大異其趣，量變接近極限，處於質變的臨界點。
概括說，這個時代主要特征是：
其一，建國後確立的國家各項法規製度已經損耗殆盡，公開的製度文本和實際運作南轅北轍，所謂的潛規則大行其道。
其二，政治寬容度與建國初期相比已大為寬鬆，官場和社會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時代”評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