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治中有一條相當於政治學原理的說法：治國先治吏。說起來，吏治在曆朝曆代都是個大難題。以至於治國先治吏，居然成為古訓。
這裏的吏，是官的意思。
人治官場，或許建國初會有那麽幾年新氣象，但是不久就會被腐化和逢迎的氛圍所籠罩。如果這個政權已經有些年頭了，那官場還會在腐化的同時，顯得疲憊、拖遝，效率低下。
正因為已經在腐化氛圍裏浸**，那些對小團體乃至幹部個人有利的事就搶，反之就推；不花錢該辦的事也不辦，花了錢不能辦的事也可以辦成。推諉扯皮與爭名奪利並存，不作為和亂作為共伴。
這樣一來，中國的最高領導層管理老百姓易，管理自身可就難啦！管理自身就成為一道難題。
張居正上台要行新政，第一道難題同樣是吏治。他概括說，官場充斥著虛文矯飾、剝下奉上、奔走趨承、征發期會、苟且草率。
過去的高級幹部學曆很高而且貨真價實，寫文件特別講究對仗、排比，所以有時候，為了形式損害了實質，至少，讓後世子孫看起來有點兒費勁。按照我的理解，張居正關於吏治問題的那些話的大意是說，官場中人形式主義嚴重，弄虛作假成風；對下盤剝，對上逢迎；做官不是靠能力人品而是靠跑，當官的整天忙於跑官要官；工作不講效果效益，統計數字報上來就算完成任務，等等。也有人概括說，當時的官場，一是冗，二是貪，三是姑息萎靡，官官相護。
大明帝國的官場，有一點還算好的，那就是經常有憂國憂民的人對形勢做出很不美妙的分析，提出的問題往往也有些誇張，近乎聳人聽聞。比如說到冗，其實，那個時候全國所有的幹部，總共才24000人。說多，實際上不能算多。一個縣才一個正兒八經的縣處級領導，而且一旦不擔任領導就是名副其實的平民，說多，實在不足信。但是，當時的生產力不發達，人口也不過1億多，靠農業稅養活太多的幹部實在吃力，所以有識之士還是認為供養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