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有誌於實現大明帝國偉大複興的領導人，也是想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領導人，當然也是自信滿滿、自視甚高的領導人。諸位或許還記得，早在剛進入最高權力中樞不久，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施政綱領”。在六條政綱中，第一條就是“省議論”。他聲言：“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大家最好不要七嘴八舌，領導怎麽說，大家就怎麽說、怎麽幹，否則的話，輕則沒有效率，沒有心思幹事；重則搞亂人心，影響穩定。
毋庸諱言，張居正主張政治上要獨裁、決斷，思想上要統一、純潔，即“好以己意見責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計異同”。
體製內就不用說了，幹部隊伍都聽領導的，天經地義；體製外也不能有雜音，必須把思想統一到領導人的認識、決策上來。在張居正看來，能不能統一思想，往小裏說，關係到施政是不是順利、效率是不是提高，他所主持的偉大複興事業能不能順利推進；往大裏說，關係到孔孟主義、程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不是能夠保持並鞏固，關係到人心是不是自覺服從“皇和政府”的領導，關係到政權是不是穩固，關係到社會是不是和諧穩定。所以，統一思想，做到輿論一律，就成為張居正要抓的一項重要工作。
可是，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商品經濟繁榮、社會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態勢已然形成。一個時期裏，國家政治寬鬆，學術相對比較自由，各種流派、觀點紛紛湧現，結社、出版、集會（主要是講學和研討會性質），似乎不大受當局的幹擾，大家都習以為常。甚至執政者如嚴嵩、徐階、李春芳等都對民間講學活動持支持態度。作為指導思想的孔孟主義、程朱思想受到質疑甚至挑戰。就連張居正本人對儒家意識形態、對孔孟程朱那套說教，也未必心悅誠服。當然，為了考試，不得不死記硬背；為了權力，不得不天天捧為神聖。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