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麵對自許以南“群盜”遙應關羽，因而關羽“威震華夏”的現實，他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軍事會議，討論了要不要“徙許都以避其銳”的問題。在此關鍵時刻，司馬懿和西曹屬蔣濟向曹操獻出了聯吳的謀略。
司馬懿和蔣濟對曹操說： “於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誌，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操所從了司馬懿和蔣濟的意見，做出了聯吳擊關羽的正確決策。
在天下三分的形勢下，如何更有利地發展自己戰勝敵人，實是曹、孫、劉各方無時不在思考的戰略大計。以一抗二，還是合二對一，利害得失，道理淺顯，但表現在認識上和實踐上卻是各有不同。即使固定的某一方對另一方，聯合抑或對抗，前後決策亦不相一。對比起來，曹操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赤壁之戰後雖然有所覺悟，也曾試圖挑撥孫、劉關係，鼓勵孫權把劉備趕出荊州，但遠不及諸葛亮、魯肅的認識深刻。這是因為曹操低估了孫、劉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孫、劉聯合所形成的合力，自以為中原大軍數倍於孫、劉，總有一天會把他們全部剿滅。在這種戰略思想指導下，相當長的時間內，曹操隻好按照兩麵作戰的戰略布兵。因此，對吳用兵，不能不顧及西北方麵的形勢；對西北或劉備用兵，又不能不顧及孫權屢屢犯邊的事實。現在形勢起了變化，西北軍事不利，劉備益張；荊宛關羽構難，吏民為亂；襄樊受困，許都臨險。在此形勢下，經司馬懿、蔣濟一點，聰明的曹操自然頓時徹悟。於是他立即做出了其生前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正確的軍事決策，並且非常成功地運用於軍事實踐中。
當然，這一決策不僅考慮了當時的軍事態勢，同時也是基於孫、劉矛盾的新發展。孫權對於劉備的戰略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赤壁之戰時，孫、劉聯合抗擊曹操取得了重大勝利；戰後不久，劉備抓緊時機擴展地盤，乘勢占有四郡之地，矛盾便明朗化了；及劉備取益州，孫權想把劉備所占荊州諸郡收回，劉備不同意，矛盾便開始激化了；隨後，孫權遣呂蒙奪三郡，劉備自蜀親到公安，遣關羽爭三郡，關羽驅逐孫權所置三郡長吏，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曹操沒有有效地利用這一情勢，反而出兵關中，為劉備提供了可乘之機，劉備複與孫權修好，分荊州地，矛盾得到暫時緩和。及至關羽攻曹仁於樊，水淹於禁七軍，關羽勢力陡盛，東吳頓時再次感到了威脅。正如司馬懿、蔣濟之言甚得要領： “關羽得誌，權必不願。”這就是曹、孫聯擊關羽的客觀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