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酒榷一向為封建王朝所重視。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鹽鐵官，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東漢初期，“郡有鹽官、鐵官者，隨時廣狹置令長及丞”;漢和帝時“罷鹽鐵禁”。由此可以推斷漢獻帝建安以前，鹽鐵均已弛禁。
曹操秉漢政之後，實行了一種近乎官營，但帶有折中性質的政策。據史載，建安初曹操以治書侍禦史衛覬使益州，至長安，因道路不通，留鎮關中。衛覬與荀彧上書說： “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值)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荀彧以衛覬書告訴曹操“太祖(操)從之，始遣謁者仆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從衛覬的“宜如舊置使”和曹操“始遣謁者仆射監鹽官”看，曹操恢複了鹽官和食鹽專賣。但又不像西漢和東漢和帝以前那樣嚴格，似乎也未把鹽的生產完全控製到官府手中，對私製和販賣者也沒有嚴格的處罰製度。這種既監賣，又不控製過死的做法，體現了曹操從實際出發的關於食鹽政策的指導思想。
曹操秉漢政後，鐵的生產，依然由政府派出的鐵官控製。據史載，韓暨由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為吹火工具),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製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這條史料說明，鐵的生產不僅規模較大，而且不斷進行技術上的革新，收益也歸了國家，主事者還因此升了官，所以隻能是官營的。
酒禁是自古迄漢的老大難問題。漢興有酒禁之令，律謂“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初榷酒酤”,漢昭帝時從賢良文字之議弛禁，王莽時“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東漢亦多酒禁之令，但均收益不大。曹操鑒於年饑兵興，天下窮困，表製酒禁。但孔融“頻書爭之”,大講了一頓飲酒的好處， “發辭偏宕，多致乖忤”。爭論之後，也沒有什麽結果。據分析，曹操表奏酒禁沒有行得通。其實，曹操本人就是好飲酒者，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在他的不少詩文中都可以聞到酒氣。由此可知，曹操從國家的大政出發，主張禁酒。但其態度不會是很堅決的，所以經孔融一爭就不了了之了。酒禁之奏表，成為一具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