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擔負一般等價物社會職能的特殊商品。中國古人雖然不能從理論上認識到這一點，但卻在實踐中不斷加深著對貨幣的認識，從而不斷豐富著中國的貨幣思想。
等價物是必須要有的，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必然。但等價物的內容與形式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中國自春秋後期金屬貨幣已廣泛流通，漢興以為秦錢重，令民鑄莢錢，開始了任民鑄錢的政策。任民鑄錢，帶來幣製混亂、惡錢流行的弊病，諸多思想家如賈誼、晁錯、桑弘羊等都反對任民鑄錢，主張把鑄錢的權力收歸中央政府。中間雖有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的激烈反對，但漢武帝終於建起了集權於中央的統一的五銖錢製度。
在金屬貨幣和貨幣思想獲得穩定與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受到實物論思想的幹擾。他們提出： “疾其本者絕其末，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複以為幣，市井勿得買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複古道便。”王莽篡漢，搞亂了貨幣製度，破壞了比較行之有效的五銖錢。東漢光武帝廢除了王莽貨幣，因而東漢初期不得不“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來，“複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漢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一度用尚書張林言，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布帛，封錢勿出。但不久就廢止了。至董卓焚宮室，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 “穀一斛五十萬”(或謂“穀一斛至錢數百萬”)。
如此看來，曹操秉漢政後，在貨幣問題上首先要麵對著董卓留下的小錢流行，物貴錢賤的局麵；其次，麵臨著用錢、用布帛兩種思想的選擇。不難看出，曹操在建安初年雖然迫於穀貴錢賤的形勢，不得不改按人頭征收錢幣為主的口賦、算賦製而為以戶征收綿絹的戶調製。但他並沒有接受廢錢而用布帛作等價物的思想，而是經過一段準備，在建安十三年(208)擔任丞相以後，毅然宣布廢除董卓小錢，恢複五銖錢。當然，他對形勢的嚴峻性估計有點不足，沒有考慮到“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會出現另一方麵的問題，即穀賤而錢貴的問題。很可惜，他沒有來得及解決這個問題，而他的後繼者又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魏文帝黃初二年宣布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這是愚蠢的表現，不久廢錢用穀的弊病就暴露出來。“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最終又不得不聽司馬芝等人的意見。司馬芝等“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於是魏明帝“更立五銖錢”。據史載，“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如此折騰了一通還是回到了曹操的主張上，足見曹操較其子孫要聰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