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戰亂頻仍，極大地破壞了社會根基，導致經濟凋敝、土地荒蕪、人民銳減、滿目瘡痍。曹操地區雖然尚未出現“瓦解流離”的情況，但形勢也相當嚴重。他數次用兵，都因糧絕食盡而罷；他在收複兗州時，沒有東西吃了，程昱“略其本縣(時昱為壽張令),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他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他進入洛陽，曾見到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諸官自己到野外采野菜充饑、有的餓死在斷壁殘垣之間的情景。
曹操深知，不解決當前的饑餓問題，不考慮農業經濟以解決今後的吃糧問題，就不可能穩定人心，鞏固自己的權位，更談不上征伐不臣的問題。因此，他曾把“富國強兵”之道列為首要問題，表奏皇帝並請大家議論“損益”。這一舉動說明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深知重視經濟問題的重要性。
曹操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行屯田以資軍食，薄賦稅開租調製之先河，重兼並之法抑製豪強，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措施與主張，諸如重視水利，主張酒禁、鹽鐵監賣，等等。其中作用最大、影響最深，且常為人們所稱道的莫過於屯田。
屯田的提出和實行，完全是時代所使然。數十年間戰亂不斷，人口銳減，大批的農業勞動力或死、或亡、或被征為軍士，土地大麵積荒蕪，軍民饑謹乏食。出路何在呢?不少地方割據勢力都想到了屯田。如徐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典農校尉源於西漢之屯田校尉、農都尉。據《後漢書·百官誌》載， “(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再如，公孫瓚興平二年(195)被袁紹打敗， “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據此推測，初平三年(192),毛瑜向曹操提的“修耕植，畜軍資”的建議，亦當屬於“屯田”性質。曹操麵臨著殘酷的現實，又深知曆史的成功經驗，因而約在初平、興平年間把屯田作為定國之術提了出來：